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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一年一度的正仓院文物展中有一件碧绿色的十二曲玻璃长杯，长径22.5厘米，短径10.7厘米，高5.0厘米，重775克，底部无足，圜底，器物外壁刻花草，两侧瓣还刻有兔、猪等动物。
正仓院共收藏了六件玻璃器皿，作为高级别的“唐物”，它们是5至10世纪中日两国古代科技与文化交流的化身。中国的玻璃烧制技术最晚在2200年前的战国末期就已经成熟，东周末年和汉代的墓葬中都有大量精美的玻璃实物出土[1]。中日两国之间关于玻璃制作技术的交流，历史也相当悠久，日本最早的玻璃出现在弥生时代中期，即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前后，相当于中国的西汉中晚期。九州佐贺县的吉野里遗址出土了75件蓝色玻璃管器，它们的化学成分与中国中原地区出土的玻璃基本上一致，属于东亚国家特有的铅钡玻璃，有学者推测它们可能是在中国熔制好的玻璃料块运到日本后，再加工成管状饰品的[2]。
展开剩余87%自从西汉的张骞打通了中国与亚洲腹地国家的通道之后，罗马帝国生产的吹制工艺玻璃器就源源不断地向东输送。在5世纪，玻璃被视为“西国之宝”，当时的人普遍相信，玻璃是由西方的“千年之冰”化成的[3]。六朝时期的贵族们崇尚“斗富”的行为艺术，进口的玻璃器皿也是他们炫富、攀比的好东西，比如《洛阳伽蓝记》就记载，后魏的河间王常常邀请王室宗亲来家里举行宴会，所使用的酒器包括“水晶碗、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来”。南亚次大陆的佛教信仰传入中国之后，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宝石的分类与等级观念，玻璃与金、银、珊瑚、玛瑙、砗磲等宝石一同被列为佛教“七宝”。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就可以看到不少手持玻璃碗的菩萨形象。
敦煌莫高窟328窟壁画：菩萨手中的玻璃碗用来供养莲花[4]
敦煌莫高窟225窟壁画：菩萨手持玻璃罂[5]
玻璃器皿随着佛法的向东传播，在平安朝进入日本。隋大业三年（607年），日本王闻隋朝重兴佛法，遣使入隋，并派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6]。空海在大同元年十月二十二日上报天皇的《御请末目录》中，记载了自己从唐朝携归的物品清单，其中有碧琉璃供养碗二口、白琉璃供养碗一口、绀琉璃著一具，都是青龙寺的密宗僧人惠果大师赠予的；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十月，日本求法僧圆珍上《入唐求法目录》中记载“琉璃瓶子一口”，是本国僧田园觉从广州寄送的；另一只“琉璃瓶子”则是日本商人李英觉、陈太信等附送，带回本国永充供养的[7]。不难看出，六朝隋唐时期的中日交往中，玻璃器是中国化的佛教输入日本的标志性物品。
虽说是“唐物”，但正仓院这几件玻璃器的造型和生产工艺却不是来自唐朝，而是来自更为遥远的伊朗高原。7世纪的东亚大陆是一个征服与移民的时代，也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桑原隲藏在《隋唐时代来住中国之西域人》一文中，考证了流寓长安的西域九姓胡人（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寻、戊地），称之为“昭武九姓”“九姓商胡”。他们素来以善于做生意著称，北方的长安、洛阳和南方的广州都是西域商胡的聚集之地，据说这些地方“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公元651年，阿拉伯军队入侵萨珊（Sassan）王国，末代皇帝Isdigerd及其儿孙Firuz、Narses都流亡到唐朝境内，客死长安。这次民族、物质及文化等方面大规模的接触，推动了波斯风格在远东的流行[8]，7世纪末8世纪初，追求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唐代的宫廷中蔓延出来，广泛地渗透到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胡器、胡服、胡乐、胡食、胡姬、胡舞甚至胡式的化妆术都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东西。
正仓院所藏玻璃器皿应该就是这些“九姓商胡”从亚欧大陆的腹地携来唐朝的产物。本年度展出的这只十二曲绿玻璃长杯，其器形在唐代以前的中国玻璃器皿中从未出现过，好像是一种从天而降的玻璃器形，对于它的来源，我们只能从外来文明中去寻找线索了。事实上，这种多曲的样式，正是萨珊王朝金银杯的典型造型[9]。
多曲长杯是这个东西方文化剧烈融合的时代的一种特殊器皿。长杯的平面为椭圆形，杯体因分曲而形成外凹内凸的棱线，足部为矮矮的圈足。这种器形在3世纪至8世纪流行于萨珊王朝，这段时期是伊朗高原玻璃制造业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大量精美的玻璃珠饰和器皿出口到其他国家，多曲瓣状杯就是萨珊王朝的代表性器皿之一。在西方文献中，这种长杯被称为“Lobed dish”，或可译为曲口沿盘；也叫作“Ob long cup”“shallow cup”“oval dish”，意为长杯或椭圆形盘。日本学者把这类器物称为长杯，并以曲瓣的多少分别称作四曲、八曲长杯、十二曲长杯，或笼统叫作多曲长杯。
萨珊式多曲长杯在中国出现不晚于4世纪，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主室的窟顶上，残存着4世纪的壁画，画面上就可以见到多曲长杯的图像。中国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多曲长杯实物，是1970年在大同市南郊的一座北魏建筑遗址里出土的“八曲银洗”，其时代为5世纪中晚期。它高4.5厘米，口径23.8厘米×14.5厘米，纹饰朴素，八曲的每一曲都深深向器腹内凹入，形成夸张的弯口。在唐代出土的金银器中，这一类多曲长杯已有几十件[10]，分散收藏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与美术馆中，它们之间在器型上的差别较大。
大同市南郊一座北魏建筑遗址里出土八曲银杯[11]
日本收藏的萨珊式多曲长杯，正仓院南仓的八曲鎏金长杯（第64回展）[12]和本次展出的中仓十二曲绿玻璃长杯。日本学者原田淑人将这两件正仓院多曲长杯与美国和英国所藏的唐代银质多曲长杯对比研究，认为这种器形的来源可能是中国汉代的耳杯[13]。深井晋司则指出，日本所藏多曲长杯应该是萨珊王朝的器物，是波斯人在古罗马贝壳式银器的启发下创造出来的新器形[14]。
白鹤美术馆藏唐代花鳥狩猟文八曲杯[15]
不过，这种器形并不适用于东方人饮用液体的习惯，因此多曲长杯在传入唐朝之后，不断被中国工匠改造和调整，有的加高了圈足，有的减少了曲瓣凸鼓的深度和夸张程度，最终定型为一种浅浅的花朵形态，这在后来的金银器和陶瓷器中一直很流行。另外，在材质上也出现了玻璃、水晶、玉和玛瑙的多曲长杯，如陕西西安的何家村窖藏文物中，就有一只十分罕见的水晶八曲长杯（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它通高2.9厘米，口径长9.5厘米，宽5.5厘米，壁厚0.1厘米，圈足径长4.8厘米，宽2.7厘米，高0.27厘米，厚0.3厘米，以无色透明的水晶制成。这是唐代唯一一件经考古发现的水晶容器，形制与萨珊多曲银长杯非常相似[16]。
何家村水晶八曲长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17]
何家村还出土了一件白玉八曲长杯，外腹壁装饰尖叶忍冬卷草纹，平面呈八曲椭圆形，杯体较浅，曲瓣对称，曲线处向器内凹入，高3.8厘米，长径10.1厘米，短径5.5厘米。齐东方在研究唐代金银器时发现，由于椭圆形矮圈足的银质长杯在7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十分流行，这只白玉杯应该是中国工匠模仿萨珊式多曲金银长杯的产物，在装饰纹样上，则是直接继承了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在中国非常常见的忍冬纹，因此可以说这件白玉杯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18]。
何家村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19]
除了出土实物，唐代的壁画也留下了多曲长杯在那个时代的痕迹。房陵大长公主（619—673）墓的前墓室东壁南侧上，绘有一位梳高髻、穿男式翻领长袍的侍女，她右手提长颈壶，左手托多曲盘，侧身而立；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中也出现了侍女手捧多曲长杯的形象，可见这种器物在当时贵族阶层的生活中是很常见的。
唐代房陵大长公主墓 前室东壁南侧壁画[20]
唐代乾陵懿德太子墓 前室东壁北侧壁画[21]
但是，正仓院的多曲琉璃杯一定是萨珊波斯王国生产的吗？从原料成分来看，正仓院多曲琉璃杯中氧化铅的含量高达55%，以铜为呈色剂，这与中亚、西亚生产的钠钙玻璃不同，却与中国制造的铅钡玻璃成分相类，应该是中国制品。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玻璃器中尚未发现与正仓院多曲玻璃杯相似的器物，但在唐代金银器中这种形状的多曲长杯则很多见。也就是说，造型来自萨珊，原料来自中国，在中国生产，再由日本保存上千年，这只美丽的绿玻璃酒器可以说是一件真正的世界性的物品了。
注释
作者：安琪，复旦大学中文系艺术人类学专业（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等）博士后，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统筹：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
文本编辑：刁俊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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