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兼任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联合史思明发动武装叛乱。这场战乱前后持续七年有余（755-763年），史称“安史之乱”。这场叛乱打破唐王朝长期维持的统一格局，摧毁开元盛世积累的丰厚根基，成为唐朝由鼎盛转向衰败的关键转折点。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王朝虽然勉强延续百余年统治，却再也无法重现往日的辉煌气象，逐步走向没落。
政治根基崩塌：中央集权瓦解与统治秩序紊乱安史之乱的爆发，本质上是唐朝前期各类政治隐患长期积累的集中体现。叛乱平定之后，核心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进一步削弱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让整个统治体系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 （一）藩镇割据常态化，中央对地方失控 安史之乱平定的时候，唐朝中央政权没有能力彻底清除叛军残余势力，为求得短暂的社会安定，只好采取“安抚绥靖”策略，将安史旧部任命为节度使，让他们分领河北地区，于是形成闻名后世的“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卢龙）。
为什么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就走向了衰弱？
展开剩余86%这些藩镇凭借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慢慢摆脱中央政府的管控，形成“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独立”的割据态势。节度使甚至能自行任命地方官吏、征收各类赋税，不向中央朝廷缴纳贡赋，就像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国中之国”。 后来，藩镇割据的风气快速蔓延到全国各个地区，内地也广泛设置节度使，全国藩镇数量一度增加到四五十个。在这些藩镇当中，既有公开和中央对抗的割据势力，也有表面上臣服中央、实际上独断专行的地方势力。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彻底铲除这一顽疾，只能依靠藩镇之间的相互牵制维持统治局面。
唐德宗时期，朝廷曾经尝试用武力手段削藩，结果反而引发“四王二帝”之乱，德宗被迫出逃；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虽然曾经短暂压制藩镇势力的扩张，却没有从根本上根除割据的根基。宪宗去世后，藩镇势力再次崛起反弹，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走向瓦解。 （二）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掏空统治核心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历代皇帝对武将都心存疑虑与猜忌，转而把信任寄托于宦官，赋予他们掌管兵权、参与朝政的重要权力，这一举措导致宦官专权成为唐朝后期难以根治的顽疾。
为什么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就走向了衰弱？
宦官群体不仅掌控宫廷守卫大权，还常常插手军政要务，甚至有废立皇帝、任免宰相的权力。从唐宪宗到唐昭宗这一时期，先后有七位皇帝被宦官拥立或废黜，皇帝慢慢变成宦官手中操控的傀儡，中央政府的决策机制彻底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与此同时，唐朝朝堂内部还爆发持续数十年的“牛李党争”。以牛僧孺为核心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核心的李党，为争夺朝堂权力相互倾轧、排挤异己。
两党完全不顾国家安危与民生疾苦，把各类朝政事务都当作党争的工具，不管是缓解社会矛盾的相关政策，还是抵御外来侵扰的各项举措，都因为党争的干扰而难以顺利推行。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离心离德，再也不能凝聚起治理国家的强大合力。 （三）吏治腐败盛行，行政效率低下 从开元末年开始，唐玄宗慢慢疏于处理朝政，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臣，朝堂之上的腐败风气从此滋生蔓延。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幅衰落，吏治腐败现象进一步加剧。
为什么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就走向了衰弱？
地方藩镇的官员大肆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中央官员则沉迷于权力争夺与奢靡享乐，对民生疾苦视而不见。官员选拔制度彻底崩坏，不再把个人才能、品德修养作为选拔标准，而是把门第高低、贿赂多少当作依据，大量无能之辈充斥在各级官场，行政效率非常低下，国家的治理能力急剧下滑，不能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各类社会危机。
经济体系崩溃：民生凋敝与财政危机凸显安史之乱对唐朝的经济发展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原本繁荣有序的经济秩序被彻底打破，土地兼并日益加剧、人口数量大幅锐减、国家财政濒临枯竭，民生凋敝的局面难以逆转，成为推动唐朝走向衰弱的重要物质层面诱因。
为什么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就走向了衰弱？
（一）土地兼并失控，均田制彻底瓦解 唐初推行的均田制，是维系国家经济稳定运行与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开元年间，随着封建经济的持续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均田制已经出现明显松动。
安史之乱爆发后，这种局面彻底失去控制。战乱导致大量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大片土地荒芜闲置，藩镇与地方豪强趁机大肆兼并土地，把大量农民变成依附于自身的佃客或荫户。
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与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均田制彻底走向瓦解，而以均田制为基础建立的租庸调制，也跟着崩溃废止。 （二）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安史之乱持续七年多，战火席卷中原、关中、河北等唐朝核心统治区域。这些地区原本是唐朝人口最密集、经济最繁荣的地带，却在战乱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叛军的烧杀抢掠、军队的征调屠戮，加上战乱引发的大规模饥荒与瘟疫，导致唐朝人口数量大量减少。天宝年间，唐朝全国人口约为5300万，安史之乱结束后，人口数量锐减到不足3000万。
大量劳动力流失，大片耕地荒芜废弃，农业与手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水平出现大幅倒退。 （三）财政枯竭，赋税制度混乱 人口数量的锐减与土地兼并的失控，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大幅缩减；同时，中央政府为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运转、保障军队开支，以及应对藩镇割据与外来侵扰，财政支出却日益庞大，于是形成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弥补财政缺口，唐朝政府只好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推行两税法。但在两税法的推行过程中，地方藩镇擅自加征赋税，贪官污吏层层盘剥克扣，百姓的赋税负担越来越沉重，逃户现象越来越普遍，形成“赋税愈重、逃户愈多、财政愈竭”的恶性闭环。
另外，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商业贸易也遭到严重冲击，丝绸之路的畅通局面不再存在，对外贸易大幅萎缩，进一步加剧国家的财政危机。
军事体系失衡：兵力空虚与边防危机加剧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形成“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中央政府牢牢掌控绝对的军事优势。但随着募兵制的推行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军事体系彻底陷入失衡状态，中央兵力空虚，边防危机不断加剧，进一步削弱唐朝的统治实力。 （一）军事布局逆转，“内轻外重”局面固化 开元年间，为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力量，唐朝推行募兵制，设立节度使一职，把大量兵力部署在边境地区，慢慢形成“内轻外重”的军事布局。
当时，全国兵员总数约为57万，边境兵力就达到49万之多，中央地区的兵力非常空虚。安史之乱结束后，中央政府没有能力重建强大的中央禁军，只能依靠各地藩镇的兵力维持统治秩序，“内轻外重”的局面进一步固化。
藩镇拥有实力雄厚的私人武装，而中央禁军不仅数量稀少，而且训练不足、战斗力低下，根本不能与藩镇兵力相抗衡，中央政府彻底失去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掌控权。 （二）军队战斗力下降，士兵来源质量堪忧 募兵制推行之后，士兵慢慢转变为职业军人，原本府兵制下“兵农合一”的独特优势彻底丧失。安史之乱后，军队招募工作陷入混乱，大量流民、无赖之徒甚至叛军降兵被招募入伍，士兵的素质参差不齐，军队战斗力大幅下降。
同时，军队将领大多是藩镇亲信或宦官亲信，缺乏必要的军事才能，而且贪图享乐、克扣军饷，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军队的整体战斗力进一步被削弱。 （三）边防危机加剧，外患不断侵扰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政府把西北、西南边境的兵力大规模调回内地平定叛乱，导致边境地区兵力空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趁机发动入侵。
吐蕃先后攻占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地区，甚至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对唐朝的边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南诏也多次入侵西南地区，掠夺当地人口与财富；契丹、奚等部族则在北方边境频繁作乱，不断侵扰唐朝边境地区。
唐朝政府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抵抗，只能采取被动防御的策略，每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边防建设，进一步加剧国家的财政危机与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激化：民生困苦与农民起义频发安史之乱后，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失衡等一系列问题，最终都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频繁爆发，进一步动摇唐朝的统治根基。 （一）民生困苦，百姓流离失所 战乱导致大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民。加上繁重的赋税负担、贪官污吏的盘剥压榨、藩镇割据引发的连年混战，百姓的生活陷入绝境。
天宝年间，全国逃户总数已经超过五百万，安史之乱结束后，逃户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大量流民四处奔波、无以为生，只能依靠乞讨、偷盗勉强糊口，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悲惨景象。
统治阶级的奢靡享乐与百姓的困苦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二）农民起义频发，动摇统治根基民生困苦的不断加剧，最终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唐朝后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878-884年）。
黄巢率领的起义军席卷全国，先后攻占洛阳、长安等重要城镇，建立“大齐”政权，对唐朝的统治造成沉重打击。虽然黄巢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它彻底瓦解唐朝的统治根基，各地藩镇趁机进一步扩张自身势力，中央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控制全国局势。
后来，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唐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最终走向灭亡。
总结安史之乱不是导致唐朝衰弱的唯一原因，而是唐朝前期积累的各类矛盾的集中爆发。
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割据导致中央集权统治彻底瓦解，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掏空统治核心，吏治腐败降低行政效率，这三者共同构成唐朝政治上的致命隐患；均田制的瓦解、人口数量的锐减、国家财政的枯竭，摧毁唐朝的经济基础；军事布局的失衡、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外来侵扰的加剧，削弱唐朝的军事力量；而民生的困苦、农民起义的频繁爆发配资专业网上配资炒股，则进一步动摇唐朝的统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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